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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國藩與理學:狠斗雜念一“閃現”

    新聞來源:馬鞍山日報 發布者:超級管理員 發布日期:2019-06-24 14:47 點擊量:2554 次

 ■朱東安

    長期以來,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曾國藩看作理學家,并特別強調他早年就追隨唐鑒講習理學。其實,他對諸子百家各派學說,都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針。他所推崇的宋儒,亦不是二程和朱熹,而是周敦頤和張載,對程朱和程朱理學反而有不少批評。所以,嚴格講來,他與唐鑒、倭仁那樣的理學家還是有不少區別的。然而,他治學雖然博雜,卻始終以理學為核心,對于這種錯綜復雜的情況,過去很少有人談過。

    為謀求功名而無暇顧及學問

    自南宋以來理學一直在湖南學術領域占據優勢。長沙當時有兩個最有名氣的書院,一個叫岳麓書院,一個叫城南書院。嘉、道以來的幾代山長都是講習理學的。曾國藩本人及其親朋好友都在這里學習過。湖南著名學者歐陽厚鈞和賀熙齡,就是他們的老師。在這種環境下,曾國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學的熏陶和影響。只是由于曾國藩當時正急于謀求功名,眼光完全局限于應試詩文,無暇顧及學問,所以未能從這里直接走上治理學的道路。

    曾國藩后來走上治理學的道路,主要是受到唐鑒的影響。唐鑒是湖南善化人,翰林出身,道光二十年內召為太常寺卿,號稱理學大師。曾國藩為了弄清做學問的門徑,曾登門求教。唐鑒告訴他,“當以《朱子全書》為宗”,“此書最宜熟讀,即以為課程”。為了突出理學的指導地位和關鍵作用,唐鑒特別強調,“為學只有三門,曰義理,曰考核,曰文章。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,管窺而蠡測;文章之學非精于義理不能至;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中”。還說,“經濟不外看史,古人已然之跡,法戒昭然,歷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”。“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,誠能用力于義理之學,彼小技,亦非所難”。曾國藩聽后頓開茅塞。他在給賀長齡的信中說:“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,自從鏡海先生游,稍乃粗識指規。”可見,唐鑒對曾國藩之研究理學,的確起了指路人的作用。

    曾國藩按照理學家的模式修身養性,則主要是由于倭仁的影響。本來,唐鑒也談到“檢身之要”。唐鑒說,“近時河南倭艮峰前輩用功最篤,每日自朝至寢,一言一動,坐作飲食,皆有札記。或心有私欲不克,外有不及檢,皆記出。”希望他引為榜樣,將讀書和修身結合起來,但曾國藩回去后卻沒有照辦。曾國藩向倭仁請教修身之道,倭仁告訴他“研幾功夫最要緊”。還說,“心之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”。最后,倭仁要求他必須“寫日課”。倭仁的所謂“幾”,就是思想或事物發展過程中剛剛露出的某種跡象,所謂“研幾”,就是抓住這些跡象加以認真研究,從而把握其發展趨勢,權衡利害,加以解決。其解決辦法就是通過靜坐、札記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討論,將一切不合圣道的雜念消滅于剛一“閃念”之時,以使自己的思想沿著“圣人賢人”要求的方向向前發展,并將學術、心術、治術聯通一氣,通過學問的增長和道德修養的提高,逐步體驗和學習治理國家的本領。這就是理學家一套完整的修、齊、治、平理論。

    聲望大增理學家之名傳遍京師

    此后,曾國藩開始按照倭仁的要求進行修身養性。他每天閱讀《朱子全集》后,靜坐自省,對照檢查,寫出心得體會,并與吳廷棟、馮卓懷、陳源兗等人交流。曾國藩還經常把自己的日記送請倭仁批閱。這一時期的日記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,多是一些批評、鼓勵之語。曾國藩通過同唐鑒等人的交往,大大提高了聲望,不少人慕名拜訪,切磋學問,理學家之名傳遍京師。他自己也躊躇滿志,以為用不了很久就可以成為一位大學問家了。他在信中對諸弟說:“兄少時天分不甚低,厥后日與庸鄙者處,全無所聞,竅被茅塞久矣。”“近得一二良友,知有所謂經學者、經濟者,有所謂躬行實踐者。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,以為更生之人,以為父母之肖子,以為諸弟之先導。”又說:“君子之立志也,有民胞物與之量,有內圣外王之業,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,不愧于天地之完人。”可見唐鑒等人對曾國藩鼓舞之大,影響之深。他的門徒們后來所說的曾國藩“毅然有效法前賢,澄清天下之志”即是指此而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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